曹天忠，男，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高级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合作研究，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术访问。

内容提要：

广东广西本属岭南文化区。近代以降，两地关系尤见密切，广东与桂省国民基础教育即为显例。在两者循环互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高校、民间组织和教育行政机构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广东在历史上不仅重视海外开放，而且也注意与内地合作。

关键词：国民基础教育；中山大学；广西留穗学会；教育行政机构

两广地处岭南，在近代史上紧密合作，今日则为扶贫对口支援省份，关系非同一般。20世纪30年代，为对抗南京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开府广州，“两广施设，皆取决于此”。李宗仁时常驻穗，两省政治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领导著名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改革的教育厅长雷沛鸿，青年时在广州求学，参加辛亥革命，中年时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壮年时为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与广东渊源极深。因此，本题研究，不仅能够填补国民基础教育研究中忽视与广东关系极深的空缺，而且有助于改变目前近代岭南历史文化研究中，两广各自分割的现状。在广东与广西国基教互动过程中高校中山大学、民间组织广西留穗学会和行政机构教育厅局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高等学校

作为西南最高学府的国立中山大学，尤其是属下教育研究所，在输出教育理论和课程编制原理、参观考察、举办学术会议等方面，对国基教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采借课程。国基教是1933年9月，雷沛鸿在广西全省大规模普及推行的、以教育大众化为对象，中兴民族为动力；冶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于一炉，以桂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为内容的初等教育改革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课程“特以民族运动为中心”，全部大纲分为“乡土概况、本省建设、民族历史及现象、世界大势等四大单元”。该课程编制原则和大纲究竟从何而来？一直弄不清楚。实则源于中山大学教育所所长崔载阳为首创制的“民族中心教育”小学课程。1934年4月，崔载阳偕同事方惇颐发表《民族中心制小学课程论》不久，雷沛鸿即“函索”这一课程及用书，此即方惇颐所谓的“他们所拟的国民基础学校课程多有参考我们的办法”。这种“办法”正是民族中心教育课程，它的编排，按照儿童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的认知原理，“系由乡土做起点，由此而民族的现在，而民族的过去，以致我们的世界”。

国基教在编制原则、教学科目、教材范围与学习单元等多方面接受了民族中心小学课程的做法。课程编制原则之一是“由小而大，由近及远，由浅入深”。1935年，民族中心小学课程，简化为政治基础教育、军事基础教育、经济基础教育和人文基础教育四科。1936年，崔载阳在参加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第四次学术会议时，建议广西成人教育主要科目应采取上述民族中心小学四种基础课程，并为大会稍加修改后接受。这四大基础课程与广西四大建设内容思想基本吻合，说明广西国基教课程多层面、动态性地受到民族中心教育课程的影响；而后者也被前者影响。这是一种良性、双赢的互动关系。但是，国基教并非拘泥、照抄民族中心教育的课程，而是结合广西建设的实际和要求，进行变通与创制。课程范围增加了第二大单元的“本省建设”内容：第一、二、三、四单元分别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种建设。编制方式除单元制外，还采用大单元为主与小单元为辅相结合的圆周制。即第一到第四大单元分别为乡土概况、本省建设、民族历史及现状、世界大势。在应用时，各单元不脱节，而是“第一学期，以第一大单元为主，其他各单元为辅，第二学期以第二大单元为主，其他各单元为辅，第三、四学期依次类推”。这种“各单元之间，又须脉落贯通，应绝对避免不相衔接之弊”的做法，为民族中心教育课程中所无，旨在适应广西四大建设“连锁性”特征的社会需要。

1934年4月，崔载阳认为“儿童的生活是整个的、连贯的，课程如果要适合儿童的心理，非采用混合编制不可”。同年11月，深受崔氏思想影响，奉雷沛鸿之命撰写国民基础学校课程大纲的武宝琛，批评现行小学课程：“生活是整个的生活，生活是联贯的生活，这样繁复，庞杂，支离，破碎的科目，和生活隔离得太远了”。1935年11月，雷沛鸿说：“我们的教育是根据生活出发，它也有整个性，不能把它勉强分家，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之下，更要竭力避免这种支离破碎的现象。”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说在教育的概念和功能、教育与文化关系等方面予以国基教理论影响。涂氏认为，教育“乃是已成年人施于未成熟者的一种作用”。这实是一种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反映在雷沛鸿那里，变成了教育“是引进成熟分子加入社会而为成员，而负起社会责任的一种历程”。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涂尔干认为教育的“最大的效用是在维持社会的生命，将社会生命从前一代移到后一代”，故其本质“是传递”；但过去的社会生命和经验异常丰富，教育者“不能将其全部传授于儿童，所得必须选择”。1940年，雷沛鸿说了下段有上述观点影子的话：“本来教育的功能在文化的传递，要想将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给下代，便不能不加选择和淘汰工夫，决不能全部教给后人……中间要有抉择的力量，抉择的力量，便是教育的功能。”这一文化与教育的选择功能关系，当是令研究者颇为费解的国基教“社会基础”中之“人群的基础”的理论原型——“凡是一个民族，必有其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独特的文化，如政治、经济、文物、制度等，以独特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教育者，要在民族固有文化中间，选择好坏，存良去恶，以适应本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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