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贫困治理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当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以下简称“三区三州”)，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贫困程度的深沉性，深度贫困地区具有致贫原因异质性、深陷脱贫“死库容”、贫困代际传递严重和特殊贫困现象凸显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区域性整体贫困依然突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依然较低，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问题更加凸显。因此，以提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为主要目标的贫困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深度贫困地区剩余贫困人口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多维减贫需求，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多元投入下，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绩效究竟如何？影响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文章分析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

1 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与评述

贫困问题研究由收入贫困向多维贫困转变。人类对贫困的认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主要通过收入来衡量，即若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收入难以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即为贫困。随着扶贫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从收入界定贫困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比如，精确的收入获取困难，忽略了真实消费需求等。在此基础上，广义的多维度的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逐渐取代狭义的单维度的收入贫困，成为人们对贫困更全面、更科学的界定与认知。截止目前，贫困表现多维性的特征已经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共识，即贫困不仅是收入匮乏，更是对人类发展权利、可行能力的剥夺[1]。

现有文献开始将多维贫困理论引入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分析。尽管国外对多维贫困的关注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真正引起高度关注多维贫困的则是阿玛蒂亚·森将能力贫困纳入贫困分析框架中的开拓性研究[2]。衡量贫困和界定发展是一项问题成堆且饱受外界质疑的工作[3]，与能力方法相关的多维贫困测量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便于识别人们的能力剥夺[4]。多维贫困理论采用以能力定义贫困的方法，认为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5]。在森等人的贫困思想的基础上，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和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被采用。国内学者开始将多维贫困理论应用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农户存在着明显的多维贫困状况[6,7]，藏区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不断弱化[8]，生计资本整体呈现脆弱性[9]。在市场化进程中，边远农牧区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显著，“生态贫困”“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的状况并存[10]。

多维贫困视阈下我国贫困治理也从单一经济中心转变为多维视角。传统的中国农村扶贫治理的逻辑出发点是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11]，但是伴随多维贫困理论的应用和实践，黄承伟认为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12]。受当地贫困环境和宗教文化观念的影响，贫困农民有普遍的安于现状与小富即安的思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思想贫困”对贫困治理项目的有效实施阻碍较深[13]。因此，有效的贫困治理应当坚持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目标相统一，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系统内生动力的改善[14]，以期实现多维减贫效应[15]。

综上所述，尽管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仍有以下不足：第一，由于深度贫困地区数据的可获得性较低，鲜有专家学者将深度贫困地区进行多维贫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第二，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多维贫困治理的模式与困境，鲜有对其治理绩效展开研究。因此，该文充分利用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四省藏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多维贫困的视阈下，构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指数体系，探究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基础教育论坛》 网址: http://www.jcjylt.cn/qikandaodu/2021/0722/1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