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双双闪亮的眼睛，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1973 年，我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的一个小山村，有幸能够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生活的艰辛，亲身经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急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光辉历程，见证改革开放40 年来农村生活和基础教育的变迁，我倍感骄傲和自豪。

我的父亲在大队的小学教书，母亲务农，过去称为“半边户”。家里有姊妹五个，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少，经常差工分，社员都说我们家像“五保户”，靠他们养起的。

生产队在分粮食的时候，把红薯、洋芋当主粮，谷子、玉米当补粮，轮到分余粮的时候，我家就只能分到一些红薯和洋芋。那时的物资非常匮乏，粮食十分紧缺。从记事起，家里来了客人要跟邻居家借面条、借鸡蛋，我是老幺还可以得到一小碗面条，哥哥、姐姐就只能用面汤煮点剩饭吃，他们都说我是“幺儿幺女命肝心”。

1982 年实行包产到户，大队改成了村，小队改成了村民小组，家里分了五、六亩田土，还有七亩山林。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尽管自己不认识字，但是她仍觉得读书才是孩子们的出路，坚持要送孩子们读书，家里农活全部落在她的肩上。

湖北省恩施市第三实验小学校内活动

父亲的工资只有30 几元钱，根本不够家里开支。好几次，我听到父亲在房里嘀咕，不想去教书了，要回家种田，都被母亲数落了硬是要他到学校去。父亲只得每天早去晚归，尽力帮她减轻负担。过了两三年，大姐去读高中，二姐不忍心母亲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做农活，读了初中硬是不去上学了，被罚跪了好几天。三姐带着哥哥和我到村小学读书。

村小学是原来队里的集体保管室，两栋一层的土坯房，场坝是用来晒粮食的，倒是不小，尽管队里每年都要组织大家去夯实，但是还是坑坑洼洼的。教室里的黑板就是一块木板子刷上黑漆，刷子印都可以看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粉笔灰直飞。剩余的粉笔头经常被同学们珍藏，成为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每天背着帆布书包，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走起路来格外带劲。

那时候，板泥巴、抓石子、跳皮筋、踢毽子是最好的游戏。一下课，本子、书都不管他的，跑到场坝里疯玩。我记得最美的事就是到山上采黄构皮、铁脚板，晒干扎把，送到供销社卖钱后，花5 分钱买上一小杯葵花籽，揣在兜里慢慢地嗑。

村小学没有小卖部，也没有吃的卖。我们都是早上在家里热点剩饭，一直管到放学。放学的时候，才走到老屋对门的山梁上，就朝在田里干活的母亲喊：“妈，我饿了，快点给我弄饭吃。”隔壁王大婶听见我们喊，眼泪直流。从家里到村小学，上坡下坎要走五六里山路，天晴时还好，碰到下雨一身都要淋湿，鞋子上糊的泥巴让人提不起脚。为此母亲给我们各买了一双短胶鞋，不管天晴下雨都穿。

过些年家里日子好些了，父亲有事到区里和县城里去，经常买些“娃娃书”带回来，《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还有四大名著的连环画，我爱不释手，一看就是半天。我经常把书带到学校借给同学们。可能是爱阅读，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尽管国家在1986 年已经在推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工作，但还是有部分家庭条件差的、成绩差的农村孩子上不了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读不完，就早早地在家务农。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恩施市五中。那可是芭蕉最好的学校，整个村小学也就是我一个人考上了，成绩差点的就只能在甘溪初中读书。读初中的学生们都是从家里带米，在学校食堂的大蒸子里蒸。学生们轮流值班，用大箩筐把全班的饭盒抬到班上来吃，吃完了又抬去蒸。水少了吃生饭，米少了吃稀饭。有时饭盒放偏了，米撒了水泼了就没有饭吃。调皮的学生自己没有蒸饭就偷饭吃，学生们经常为吃饭的事扯皮。吃的菜要么在食堂里买，要么在村民那里买，三、五角不等。家里差钱的，就带一罐头瓶子榨广椒、豆食或腌菜等等。每星期我从家里背五斤米、拿五块钱，从来不敢买零食，攒点钱也只买些生活用品。

学生们睡的都是自己带铺板、棉絮、被单，一个寝室住20 来个人，阴暗潮湿。夏天窗户四敞八开，蚊虫飞绕，晚上睡觉只能用被单裹住头。冬天在窗户上蒙上一层薄膜胶纸，倒也暖和了几多，如果有个破洞便感到十分寒冷。学生们大多来自农村，读书比较勤奋，经常熄灯过后在教室里、寝室里点蜡烛、打手电看书，被值日老师骂了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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