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寺院教育是藏族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不仅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而且在整个藏族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辩论是最基本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藏族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僧大德的同时,翻译、文学、天文历算、藏医学等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为藏族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辩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及交际能力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现代基础教育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发展学生综合能力的素质教育,但以应试教育为目的教学方式依然普遍存在,“辩论”对素质教育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教学方法。

一、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人西藏以后在与西藏的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类别具特色的宗教。寺院教育是基本上借助于翻译佛教经典和进行其他宗教活动而起。[1]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创制藏文和引入佛教开始,就兴起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为寺院教育打下了基础。到公元8世纪中叶,赞普赤松德赞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教法,在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建立了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有了第一批藏族出家人“七试人”,也称“七觉士”。当时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一方面派人到印度、克什米尔等地邀请佛教高僧来藏传播佛法,翻译佛经,另一方面也派大批年轻人到印度留学学习佛学。为鼓励僧人们更好地学习佛法,赤松德赞下令在桑耶寺成立了一所妙法学校,并聘请印度和藏族僧侣13人为教师,招收学僧25人,学习藏文及佛教教法,[2]这就是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寺院教育,是寺院教育的雏形,其规模不大,内容单调,方法单一。

佛教在经过达磨灭佛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公元10世纪,佛教经“下路弘传”和“上路弘传”再度复兴。随着藏族社会进入封建农奴制时代,各封建领主纷纷资助兴建寺庙,并逐步取得对寺庙和佛教的控制权,基本形成政教合一制度。这一时期,佛教本土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形成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由于对佛教教义之理解和领悟不同,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教派。除宁玛派外,各教派均建立了以母寺为主的许多子寺,这些寺院既是各派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各派传授教义、培养人才的中心,寺院的教育功能越来越突出。出现了一种舍寺院无教育,舍僧侣无教师的现象,除寺院外,别无传授知识之场所。此时,寺院教育基本形成,各教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重点突出,特点鲜明。这一时期的寺院教育采取半开放半封闭的教育教学形式,学僧思想活跃,言论自由,具有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能力,创新意识强烈。每个教派设立了闻思学院和修行学院,但尚未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和统一可行的教学模式,各自为阵,处于发展探索阶段。[1]

到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广泛吸收各教派的特点,规范寺院的学习和管理体制,使寺院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制度系统化、固定化。随着格鲁派在藏区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格鲁派三大寺院的教育模式逐渐得到推广,并逐步程式化和固定化,成为了整个藏区的统一的教育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学程严格、教材固定、学制严谨、机构齐备、组织健全、方法独特,从初级到高级有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学位晋升制度。此时,寺院教育走向成熟,成为藏区的一种基本制度。除了佛法知识外,语言文法、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历史法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医药医术等都由寺院教育承担,从而垄断了整个藏区的教育,使一所寺院不仅是宗教、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教育中心,一所寺院就如一所综合性大学,成为并通过它广泛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

二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辩论制度

(一)辩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上,松赞干布统一吐蕃时期,雄辩的方法就应用于军事战争之中。《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后,娘·芒波杰尚囊发兵征讨苏毗诸部落,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失所有户数,全纳入治下为庶民。”另外,松赞干布派聪明的有识之蕃人泽聂丹等四人去唐朝学习历法,他们学成归来,在乌如之盟会上,泽聂丹讲解所学知识,恰迦东贡进行驳辩,然后,朗措顿勒立论讲说,恰迦提出错误,最后恰迦东贡讲解,启开三魂门,王臣都很满意。[3]可见辩论在该时期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学术等重大决策之中,对以后寺院教育中辨论制度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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