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是近代出现的概念，指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从晚清进入转型期。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育研究范式经历了多种转变。本文就研究范式的转变与“中国本位”视角下基础教育发展作一概述。 一、从革命话语到中国本位视角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主要存在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革命视角是站在政治的后盾之下剖析过往，现代化取向是以当前发达国家为尺度来衡量过去。这两类范式在论证当下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诠释社会的发展性时具有突出的证明与说服力，同时带有明显的缺陷：不能解释问题之间的联系性与相互转化，所研究的问题呈现断裂与简化的倾向。学者丛小平认为强调传统与新式教育的对立与不容带来的后果就是将中国近代教育看成是一个“大断层”[1]。 在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外，存在着从更多侧面理解中国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长时段考察，疏通地方教育发展的脉络，不以政治或西方体系为评价标准，在客观、连续的视野中描述出鲜活而有张力的教育史画卷，这就是中国本位的教育视野。正如学者罗兴佐所说：“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提问题，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在大量的、长时段的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2] 二、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 中国古代社会孩童阶段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由地方私学完成的。新式中小学堂最初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所设立。晚清在遭受欧美工业文明的武装侵略后采取被动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员将地方原有的书院官学等改为中小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为辅。”[3]课程内容增加各国政治等内容，显示出中国基础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走来的过渡气象。 1904年“癸卯学制”推行，这是近代中国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学制。1907年学部颁行的《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设立女子学堂，确立两性分轨的女子教育体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实行男女同校，1913年制定的《强迫教育办法》明确将女性群体纳入义务教育中来。近代从国家政策层面认可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一次重大颠覆。 对于私学，晚清以及国民政府早期认为私塾的存在妨碍新式小学的设立，实行将私塾改为小学校的政策。私塾在地方社会具有深厚的存在根基，取缔废除存在很大难度。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对私塾主要采取进行登记、检定、指导等方法。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私校进行补助；另一方面又通过法规、视察等多种途径对私校进行监督整顿以增强现代国家权威，特别是1929年《私立学校规程》颁布以后私校的数量开始大量萎缩。195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下达接收私立中小学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将民国时期创办的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立学校的历程。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立学校。 三、主题与问题的相似性 （一）基本主题的相似性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尽快发展、普及基础教育。20世纪初晚清建立新教育的动机即是教育救国。中华民国沿着这条路继续摸索，1932年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教育之决议案》，中小学教育“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4]1949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孤立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富国强兵成为共和国教育的重要任务，国家富强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建设者，接受基础教育成为最基本的要求。 （二）基础教育普及的努力 晚清1904至1909年五年时间内创办小学堂的数量达到5万多所，中学堂400多所。[5]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基础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与科学化。1935年颁布《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基础教育在中国得以较快普及。1929到1936年小学生数由888.2万上升到1836.5万人，增长106%；中学生人数由18.9万增至48.3万人，增长155%。[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基础教育与集体化运动相结合。数量众多的中小学如修建教室、经费设备等都依靠群众、由地方解决，因此基础教育普及取到了巨大实效。1949到1957年全国小学校数由34万所升至77.7万所，学生人数由2439.1万增到6428.3万人，增长率分别为229%与264%；普通中学校数由4045所升至11096所，学生人数由103.9万增到628.3万人，增长率分别为274%与605%[7]。学者作出总结：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派，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共同之处：其一就是作为“人民”代表的职业化，而非依靠天命来进行和谐的统治；另一个就是大众识字以及科学教育的推广[8]。 基础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国家建设紧密相连。晚清与民国时期国家与基层社会呈现出逐渐拉近的趋势，新中国彻底打通了国家到社会的通道。杜赞奇认为，新中国“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结盟的各级组织”，“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9]。 （三）注重借鉴与自我探索 从晚清到民国基础教育主要模仿日本、欧洲与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育体制转向苏联模式，中小学校在教育制度、课程安排、教材选择、授课方法、学校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全面模仿苏联。在教育向国外看齐的过程中，基础教育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在各地划定试验区，开展教育实验运动。如晏阳初、李景汉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等。1957年起毛泽东为矫正过于正规化的苏联教育模式转向群众办学路线，同样是在考虑中国国情基础上做出的举措。 四、结语 中国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追求一种综合教育体系，把西方基础教育系统中的理想成分较好地融合进来。任何路径都是在历史中经过不断反复与试错中走出来的，在借鉴中不照搬、探求中国本位的基础教育体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12. [2]罗兴佐.推进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0.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4126. [4]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G].杭州: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6:91. [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8. [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47. [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75-82. [8]王斯福.帝国的隐喻[M].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39.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41. 基础教育是近代出现的概念，指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从晚清进入转型期。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育研究范式经历了多种转变。本文就研究范式的转变与“中国本位”视角下基础教育发展作一概述。一、从革命话语到中国本位视角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主要存在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革命视角是站在政治的后盾之下剖析过往，现代化取向是以当前发达国家为尺度来衡量过去。这两类范式在论证当下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诠释社会的发展性时具有突出的证明与说服力，同时带有明显的缺陷：不能解释问题之间的联系性与相互转化，所研究的问题呈现断裂与简化的倾向。学者丛小平认为强调传统与新式教育的对立与不容带来的后果就是将中国近代教育看成是一个“大断层”[1]。在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外，存在着从更多侧面理解中国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长时段考察，疏通地方教育发展的脉络，不以政治或西方体系为评价标准，在客观、连续的视野中描述出鲜活而有张力的教育史画卷，这就是中国本位的教育视野。正如学者罗兴佐所说：“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提问题，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在大量的、长时段的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2]二、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中国古代社会孩童阶段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由地方私学完成的。新式中小学堂最初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所设立。晚清在遭受欧美工业文明的武装侵略后采取被动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员将地方原有的书院官学等改为中小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为辅。”[3]课程内容增加各国政治等内容，显示出中国基础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走来的过渡气象。1904年“癸卯学制”推行，这是近代中国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学制。1907年学部颁行的《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设立女子学堂，确立两性分轨的女子教育体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实行男女同校，1913年制定的《强迫教育办法》明确将女性群体纳入义务教育中来。近代从国家政策层面认可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一次重大颠覆。对于私学，晚清以及国民政府早期认为私塾的存在妨碍新式小学的设立，实行将私塾改为小学校的政策。私塾在地方社会具有深厚的存在根基，取缔废除存在很大难度。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对私塾主要采取进行登记、检定、指导等方法。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私校进行补助；另一方面又通过法规、视察等多种途径对私校进行监督整顿以增强现代国家权威，特别是1929年《私立学校规程》颁布以后私校的数量开始大量萎缩。195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下达接收私立中小学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将民国时期创办的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立学校的历程。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立学校。三、主题与问题的相似性（一）基本主题的相似性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尽快发展、普及基础教育。20世纪初晚清建立新教育的动机即是教育救国。中华民国沿着这条路继续摸索，1932年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教育之决议案》，中小学教育“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4]1949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孤立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富国强兵成为共和国教育的重要任务，国家富强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建设者，接受基础教育成为最基本的要求。（二）基础教育普及的努力晚清1904至1909年五年时间内创办小学堂的数量达到5万多所，中学堂400多所。[5]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基础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与科学化。1935年颁布《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基础教育在中国得以较快普及。1929到1936年小学生数由888.2万上升到1836.5万人，增长106%；中学生人数由18.9万增至48.3万人，增长155%。[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基础教育与集体化运动相结合。数量众多的中小学如修建教室、经费设备等都依靠群众、由地方解决，因此基础教育普及取到了巨大实效。1949到1957年全国小学校数由34万所升至77.7万所，学生人数由2439.1万增到6428.3万人，增长率分别为229%与264%；普通中学校数由4045所升至11096所，学生人数由103.9万增到628.3万人，增长率分别为274%与605%[7]。学者作出总结：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派，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共同之处：其一就是作为“人民”代表的职业化，而非依靠天命来进行和谐的统治；另一个就是大众识字以及科学教育的推广[8]。基础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国家建设紧密相连。晚清与民国时期国家与基层社会呈现出逐渐拉近的趋势，新中国彻底打通了国家到社会的通道。杜赞奇认为，新中国“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结盟的各级组织”，“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9]。（三）注重借鉴与自我探索从晚清到民国基础教育主要模仿日本、欧洲与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育体制转向苏联模式，中小学校在教育制度、课程安排、教材选择、授课方法、学校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全面模仿苏联。在教育向国外看齐的过程中，基础教育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在各地划定试验区，开展教育实验运动。如晏阳初、李景汉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等。1957年起毛泽东为矫正过于正规化的苏联教育模式转向群众办学路线，同样是在考虑中国国情基础上做出的举措。四、结语中国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追求一种综合教育体系，把西方基础教育系统中的理想成分较好地融合进来。任何路径都是在历史中经过不断反复与试错中走出来的，在借鉴中不照搬、探求中国本位的基础教育体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12.[2]罗兴佐.推进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0.[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4126.[4]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G].杭州: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6:91.[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8.[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47.[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75-82.[8]王斯福.帝国的隐喻[M].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39.[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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